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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人君,止于仁”,可以说“仁”是一个极高的美谥号,这对宋仁宗来说已然是一个最高的赞誉。
一、宋仁宗太过仁,近乎柔弱,近乎“妇人之仁”
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曾评价宋仁宗道:“仁宗之驾驭中外,未尝不明,而失之于柔……仁宗以仁称,吾谓乃妇人之仁,非明主之仁。”
这话有些过激,但不无道理。
宋仁宗时期,北宋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,百姓民不聊生,正因为如此,才有范仲淹等人力主的庆历新政。
但是面对保守派官员的反对,甚至是哭诉,宋仁宗很快就心软妥协。
宋仁宗的软弱不坚定,耳根子软,是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有时候遇到紧急军情,堂堂一国之君会直接大哭,不知所措。
二、宋仁宗的“仁”有时候太过,近乎表演
史官和当时的文人笔记记载了很多宋仁宗“仁厚”的行为,这是弘扬仁教的需要,宋仁宗知道这一点,尽管他本性就很仁慈,但是有些时间不免有表演的痕迹。
如宋仁宗曾在后宫弹雀射猎,左右给他一张后周太祖郭威的宝弓,他看后说郭威太心狠,杀气太重,连鸟都不放过,怪不得失天下。
这就是惺惺作态了。
三、官员们喜欢皇帝的仁慈或是柔弱
历代官员都把宋仁宗看做仁慈的典范且是最高标准。
这很多程度上是官员自己利益的需要——谁不希望有一个不对自己下重手的上司呢,及时犯错也不受重罚。
北宋时期就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赞颂甚至是吹捧宋仁宗的仁。
北宋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记载一则故事:
仁宗圣度深远,临事不惧。当宝元、康定之时,西夏元昊始叛,而刘平败死,京师为雨血。及报败闻,上喜曰:“天下平安久,故兵将不知战。今既衄,必自警。宜少须之,当有人出矣。”
后果胜,而元昊请服。上又曰:“国家竭力事西陲,累数年,海内不无劳弊。今幸甫定,然宜防盗发,可诏天下为预防也。”
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,转斗千余里,至淮南,郡县既多预备,故即得以杀捕矣。
西夏元昊叛乱,前线将领战死,宋仁宗听到后竟然高兴,认为“必自警”,会有人来收拾元昊。结果后来元昊和谈了。
这件事竟然值得宋人吹捧。
宋人的吹捧还没完,元昊请服,仁宗又提醒预防盗贼,果不然发生了王伦起义,“郡县既多预备,故即得以杀捕矣”。
然而事实是,小小的王伦起义,竟然转战千余里,就是因为各地没有“预备”。
我觉得宋仁宗的“仁”更多的是柔弱,赶上北宋一段较安定的时期,大臣们对他倍加推崇,若是换个乱世,宋仁宗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样了,可能就是个庸碌之主。
宋仁宗是赵祯的庙号,在帝王谥号越来越长,失去盖棺定论作用以后,庙号基本承担起了这个责任。“仁”是儒家士大夫追求的“修齐治平”里的最高理想,而其付诸理想得以实现的方式,就是“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,***“仁君”以达天下。
说实话,宋仁宗治下的北宋时代,并不是一个以“征服”和军事扩张强国的“盛世”,也不一定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,路不拾遗的升斗小民的“盛世”,而是一个士大夫理想中的“盛世”,基本达到了皇权于臣权相平衡,相尊重的程度。宋仁宗执政的时代,是一个***繁荣发展的时代。
所以宋仁宗的庙号,在士大夫眼中,就是一个“仁”,一个作为帝王的最高评价。但他的“仁”并不一定就是大家所理解的那种“铁腕政治强人”,而是一个有点优柔寡断,缺乏恒心的“心软”的皇帝。
这样的皇帝,确实很适合做一个守成之君,但“君臣共治’未必就是一件好事,毕竟“臣”这个群体,是一个固有的剥削阶级,也是宋代政治的症结之所在。
宋仁宗足够“仁”,所以范仲淹组织的“亲历新政”很快无疾而终,说到底,还是他的支持,在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,他本人就毫无意外地退缩了,在面对宋代日益严重的“三冗”问题上,他的表现也只能说马马虎虎,勉强维持,解决不了问题,却也没有把问题带入更加严重的局面。
当然,单纯从道德角度上而言,宋仁宗堪称道德楷模,儒家对于“君子”的要求,他几乎都达到了,无论是在律法上,还是在赋税上,他都极大程度上做到了体恤人民,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好皇帝。在用人方面,也十分具有政治才能,充分能知人善用,本人脾气也好,甚至能够忍受当堂被大臣指责。
如果你是一个宋朝的士大夫,那必然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宋仁宗,并感激这个时代拥有这样一个皇帝。
但是,以宋朝所面对的现实环境而言,宋仁宗的“仁”却不足以带领大宋走出历史困境,但很遗憾的是,他之前之后的皇帝们,都没有类似于唐太宗那种远见卓识,以及决策能力。
赵家的天子似乎从赵匡胤以后,都极度缺乏一种皇帝的重要素养,就是决策能力,宋代社会重文轻武,乃至抑武的风气,大抵就是这种决策不断受到文臣影响的缘故。臣权的不断扩大,使得中国社会的尚武之风不再,取而代之的是***以“唱名东华门外”为荣,以从军征战为耻,乃至于极端地打压武人的生存空间。
乃至于到了宋仁宗时期,这种风气以及政治格局,随着宋仁宗的:“仁”发展到了新的高度。他的“仁”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文臣们打压武将的嚣张气焰,狄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,哪怕在其支持下能够以武人身份执掌枢密院,却也在仕途上遭排挤,人格上被文臣压一头。
总而言之,宋仁宗的“仁”有其“仁治天下”的一面,却也有着促进士绅阶层文臣打压武人局面形成的一面。文武不能并重,双方不能相辅相成,或形成平衡,势必会走向一个难以挽回的局面,比如尚武的唐朝,因武人藩镇而亡,而落到宋朝,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,文人拥有太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,导致了宋代军事受到了极大制约,而最终葬送了北宋。
宋仁宗确实是千古仁君,他和汉文帝,明孝宗三人是历史上没有污点的帝王,宋仁宗死的时候,百姓和乞丐都自发为其烧纸送葬,更难能可贵的是,敌国皇帝辽道宗耶鲁洪基听到宋仁宗的死讯后竟然大哭,还未他修建衣冠冢纪念他!宋仁宗的仁慈名副其实,只不过文治武功不足为奇!
近期《清平乐》热播,让宋仁宗(1010年- 1063年)赵祯又火了一把。作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史书中对宋仁宗赞赏有加。《宋史》中就曾称赞他:“‘为人君,止于仁。’帝诚无愧焉。”说宋仁宗知人善用,其在位期间名臣辈出,国家安宁,经济繁荣,是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“守成贤主”,无愧于“仁”之称号。
然而,今天我只想换个切入角度,一则力求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,二则探究一下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理念之下宋仁宗赵祯内心的“小算盘”。
压抑已久的亲政
宋仁宗是在章献刘太后过世之后才实际掌权的。这位害死他生母的“太后”,在世期间一直对赵祯进行着压制。乾兴元年(1022年),由于赵祯的老爹真宗突然驾崩,他自己当时又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,刘太后便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朝政大权。
有记载称,起初刘太后也曾承诺“候皇帝春秋长,即当还政”。但或许是权利欲望太盛,又或者怕自己尚处有生之年就被仁宗“打击报复”,事实上,直到赵祯二十多岁,刘太后也没有将朝政交还给他,而像范仲淹、宋绶、林献等一众朝臣反却因坚持奏请太后还政而屡遭贬黜。
最终,在宋仁宗23岁那年(明道二年1033),刘太后崩了。多年积攒的不满让仁宗急于消除太后在朝堂上残余的势力。基于这一目的,年轻的仁宗刚掌权后便主要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事,就是将朝臣进行了大换血,太后用过的人一概裁撤,之前劝太后还政而被罢黜的人全给找回来委以重任。第二件事,则是废黜章献太后为其选立的皇后。
举措之纠结与反复
虽然以上两件事都是为了肃清刘太后的余戚而必须做的,然而,如果我们将以上两件事与之后的史实联系在一起看,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:纵观废后一事的整个过程,却显得有些过于曲折了。
根据史料的记载,最终促成仁宗废后的关键人物是代表宰执一派的吕夷简,而但其却在仁宗亲政之初被短暂得罢黜了宰相之位;屡次上疏竭力阻止废后的人,却又是代表台谏一派的,被仁宗在掌权之初重新召回朝堂的范仲淹等人。废后成功后,宋仁宗竟再次将范仲淹、孔道辅等人罢黜出朝,以期阻断朝野上下对废后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。然而,在此之后,历史再一次反转了。庆历三年(1043年),仁宗决议改革,再次罢黜了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,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,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
仁宗心里的“小算盘”
仔细揣摩宋仁宗这种矛盾的举措,不难感受到宋仁宗的一些真实想法。
首先,对于郭皇后,她是太后给仁宗选定的,废掉其身份无疑可以起到消除太后余威的作用。
其次,对于吕夷简(宰执)等人,在废后一事中更像是仁宗的“挡箭牌”。
至于范仲淹(台谏)等人,则是由于在仁宗掌权初期的得势,使得台谏实力在朝的影响力不断增大。
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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